She is leaving, where is the justice?

高耀洁教授在2009年12月1日世界艾滋日记者招待会发言稿
美国华盛顿全国新闻俱乐部BLOOMBERG 室
2009年12月1日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
今天我来介绍一下中国艾滋病疫情，我所见所闻的真实情况。

远在1982年有专家已发现艾滋病病毒进入中国。1984年北京中科院院士曾毅报道了医院血库的存血“被艾滋病病毒污染”；1988年河北省防疫站主任医 师孙永德先生发现库血中存有艾滋病病毒之后，他大力呼吁，自河北省卫生厅，河北省委，直至中央卫生部和国务院等有关部门。这些重要举措，负责人民生死的父 母官们置若罔闻，更没有采取对艾滋病控制的措施，反而为了致富，大搞“血浆经济”。

90年代“采血浆站”像春笋一样，仅河南一个省，官办血站200多个，私办血站多不胜数。全国31个省市，没有一个空白点，更增加了艾滋病病毒的传播与蔓 延途径，加上各种离奇的宣传：“卖血致富、有利健康，不得高血压”，欺骗无知的农民蜂拥而上，前往血站卖血，把他们推向死亡之路。这个极为庞大的弱势群 体，染上了病程漫长（会拖延十多年）的艾滋病，这些地方的医骗子很多，弄得他们贫病交集。他们又没有文化知识，没有写作能力，又不会说出道理，真可谓有苦 难言。此时，官员们又使出几件绝招，对艾滋病属于“保密”范畴。压制媒体对真实情况曝光。河南省为此开除、驱走了十几名记者，阻止外来人进入艾滋村，调查 了解情况，或救助艾滋病病人和孤儿，并打压敢说真话的人，等捂盖的措施。

因此，全国艾滋疫情的真相被封闭了。十年、二十年过去了，迄今中国大陆的艾滋疫情真相仍未能大白于天下，国内外很多人只知道河南上蔡县文楼村有艾滋病病人，其实不然，全国还有很多、很多不被人知的艾滋疫区。

1996年4月7日在一次会诊中我发现一个因子宫手术输血感染艾滋病的病人，她输的是血库的血，我敏感的意识到库血感染的艾滋病病毒，不会只有这一个人， 她全家特别是她丈夫没有感染艾滋病，令人感到奇怪。此事又遭到省卫生厅官员的训斥，他说“就你们大惊小怪，哪有那么多艾滋病叫你能看见呢？”从此把以往我 相信的艾滋病吸毒传染，性乱传播的说法产生了质疑。不久前听说，中国艾滋病的感染途经与国外不同，主要来源于“血浆经济”，而政府官员不敢承担责任，掩掩 盖盖，花样百出，阴一套，阳一套，一切为了维护个人和集团的利益，保护自己的乌纱帽为目的，不管小民的死活。同时我开始了解艾滋病传播的情况。

自1996年秋，我开始编写印刷预防艾滋病的资料。十多年来共印出120万份，发往全国各地。同时，我又编写了七册有关预防艾滋病的书籍，发往各地50多 万册，共出版100多万册。这些费用包刮邮费和外出的旅差费共花去一百多万元人民币。这些费用都是来自各项奖金，稿费和我的私人积蓄。我从未接受过任何捐 款。我为何不愿意接收捐款？因为处境险恶。1999年已发现当局对我很不友好。

2000年对我进行监视，盯梢和跟踪，同时监控我的电话。他们禁止我在大学讲台上作科普讲座，包刮艾滋病知识。

2001年我开始救助艾滋病病人与孤儿，当局便禁止我接见记者，不叫我下乡调查艾滋病疫情，不准许我出国领奖。

2003年，当局利用骗子把我告上法庭，虽然他败诉了，但当局对我仍持反对的态度。

2007年，美国为我颁发“生命之音”奖，当局阻扰我前往美国领奖，把我软禁在家半个月。由于现任国务卿希拉莉女士的努力，中国放行了。他们马上找我，要 我到美国后以高耀洁的名义成立基金会，被我拒绝了。来美国时仍有人监视我，封闭我的消息等，因此把曾金燕（胡佳的妻子）气哭了。

在美国住了一个多月，很多人挽留我常住美国，他们说：“为了人身安全，不要回去了。”我想本人工作在中国，那里还有很多艾滋病病人和孤儿，他们需要我，我 不忍心离开他们。抱着这种态度和目的，我又回到家。当局表面上对我很好，不但送我食品，还送我电器。其实不然，他们在我的住房前后安装了四个监视探头，并且继续监控我的电话，电脑和信件。

2007年的一天，省政府来了一个大官，他说：“徐书记（河南省委书记）让你写一本《河南艾滋病的今昔》。你可以先去上蔡县文楼村看看……领导说了,我们组织一个写作班子,只用你的带头，指导，签名……”我一听,其中大有文章,我当场拒绝了.三天后他又打个电话,
我还是没有答应写这样的书。但我明白了，对我这么好，其原因就在于想利用替他们说假话来骗人。

2009年2月，美国国务卿希拉莉访华，要求2月22日见我，当局表面上同意了。2月19日我到达北京，20日派一个已经从中医学院退休多年的党委副书记 赵芬莉飞往北京，通过警方去堵截我。她估计我会住在曾金燕家，国保堵住曾家房门，不准任何人出入。其实我未住曾家。折腾了两天她没有找到我。

2009年3月底，法国驻华大使馆一位女士来电话告诉我说：“法国给你发放妇女人权奖”。我说四月中旬我要去上海领奖，到时我们再说吧。她说好。谁知上海的颁奖会推迟了一个多月。

5月6日早上，我的电话又被当局切断。中午有朋友来接我，她说：“你走吧，又要出问题了。”于是中午饭也没吃，就乘汽车到了北京。三天后我去了廊坊市，半 个多月后我又去了四川，六月初去了广州，6月12日我住进了广州郊区的明朗村，此处很偏僻。本来我只想住一段时间，和去年躲奥运会一样，两三个月后就可以 回家了。同时可以把我手中的三本书稿发给出版社，否则我对不起艾滋病病人和家属，特别是病死的人。

我进入“防艾、救孤”工作已十三年多！在坎坷的道路上，走啊，走啊。现在走投无路了！官方悬赏500元给举报我的人，（举报其他人赏50元）。他们想尽办 法拦阻我们进艾滋村。2003年3月14日，我和高燕宁教授，杜聪及艾滋病疫区双庙村，差一点被抓住。我往贫困疫区寄东西（书籍、衣物）遭到当局途中没 收。生活和行动被限制，电话和电脑被监控，外出被跟踪盯梢，甚至被软禁等，限制我的人身自由，迫使我的工作无法进展。

6月份，我得知谭作人先生调查四川地震死亡学生的真实人数，他的目的在于帮助弱势群体呼吁，却遭到许多阻力与打击，中国当局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逮捕了他。我与谭作人先生的工作性质类似，但我所做的范围广，人数多，时间长，影响大。谭先生的前车之鉴，我不得不提高警惕。我不是贪生怕死，我要把艾滋 受害者的真实情况整理成书出版，留给后人，做为历史的一页，否则我死不瞑目。于是我决定外出，这时我不知哭了多少回。我流的泪有时把枕头湿透。我已经80 多岁了，在世时日有限，此行明知是埋骨异地。为了中国艾滋病疫情的真相，我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

近3~4年来,艾滋疫区出现的一些情况,结合本人的遭遇,我明白了,艾滋疫情在农村严峻,血站已转入地下。如今湖北省十堰市郧县孙家湾设“单采血浆站”， 组织山区上万名妇女前往卖血，每600毫升换168元人民币（见2009年11月4日《中国青年报》）。还有不少未揭露出来的血站。只要没人说,外面不知 道,官员们才能发大财，也能保住乌纱帽,总结他们用的五种妙法:
1金钱收买，送红包、困难救济、受灾赔偿等。
2物质诱惑，赠送食品、用物、家具、电器甚至楼房、汽车等。
3荣誉拉拢，奖励、晋升、提拔、党票等。
4给脸色看，压制、打击、恐赫、监控、软禁，甚至造谣毁谤等。
5最后一招，对以上各种方法不能制服者，编造个莫须有的罪名，劳动教养，刑事拘留，甚至关进监狱等。

这五种方法很灵，不少敢说真话的人在诱惑，恐吓中倒下来了，有的人再不说
话了，有些“能人”一反常态，唱起了赞歌，好一个“太平盛世歌舞升平”来掩人耳目。艾滋病防冶得力，现在局限的“血祸”疫情已过去了。今后艾滋病以吸毒传播，性传播为主要的传播途径，卖血发财的官员们，政绩显赫！达到了维护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之目的，管他小民的死活。

几十年过去了，没有一个官员对“血祸“负责，假如有关人员不为钱权；假如有关部门不这么麻木不仁；假如有一点民生意识；假如不想尽方法捂盖子，艾滋病不会泛滥到这个地步吧？

对艾滋病传播途径上的看法不同是学术上的争论，竟被官方看成异己人士。救助艾滋病病人是一件好事，在物质上接济，精神上支持，为了他们更好地生存。

高耀洁2009年12月1日
開放出版社 对华援助协会首发
2009年12月1日

      迄今为止投的公司有百事可乐，可口可乐，苏宁，国美，华硕，飞鹤乳业，欧莱雅，新东方，苏州广电，湖南出版集团，江苏广电，搜狐，百事通，完美中国，南方报业，新华社，中国出版集团。

      百事可乐，可口可乐，苏宁，国美，华硕，飞鹤乳业，欧莱雅
      这些企业的校园招聘大部分是管理培训生类，销售培训生的岗位。之所以投这些一方面觉得它们是国内国际上的名企业和大企业，并且参加了可口可乐，苏宁的宣讲会之后觉得在培养方面，它们已经有了一套体系，并且也在云南招聘。如果能进能够学到新的东西，又能留在昆明那就太好了。进了可口可乐，国美的笔试阶段，一切都是在网上进行的，发现内容基本是公务员考试里行政能力测试的框架和性格测试。投了苏宁电器后的一天，在路上碰到了一个朋友，听她说参加苏宁电器的笔试后，我就意识到自己已经没戏了。看了一下，从10月12日投简历给可口可乐，到10月20号笔试，到11月3日的宣讲会，到11月24日的一面通知，我都以为要没戏了的时候忽然又柳暗花明了。不管怎么样，一定要尽最大努力尝试。

      新东方
      11月18日的，昆明新东方招聘了，宣讲会上还是新东方一如既往的风格：滔滔不绝并且充满激情，任何人听了都会被它的激情感染。在宣讲会上还提到了特别有竞争力的薪酬体系和特别变态的工作要求。但仍然，如果能够进新东方，辛苦而有激情工作生活应当是一种状态，而且鼓励员工读书（这一点是我特别欣赏的）。只可惜我的英语水平对当一个英语老师来说来太次。这次六级要考到580以上就再重新投一次新东方。

      苏州广电，湖南出版集团，江苏广电，搜狐，百视通，完美中国，南方报业，新华社，中国出版集团，时尚杂志社，光明日报
      投公司企业的时候，始终不愿放弃自己已奄奄一息的新闻理想。与文字有关的工作总是有很大的热情和兴趣，并且抱着抓住机会的态度投了这些广电，出版，网站，报社的编辑，广告，策划，记者的岗位。这些传媒集团全部都没有到昆明，最远的也就到了成都，这个事实让我郁闷不已。但是当特别看到江苏广电，南方报业，时尚杂志社特别指出社会学专业优先时，觉得一直以来耿耿于怀于非新闻系的专业背景终于能够释怀一些，一直以来坚持看的新闻，编辑，传播学，文案设计类的书没有白看。特别期望能够给有一个笔试的机会，现在能做的，只能静静等待。

      这套书讲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中国企业史，把三十年来中国国企，私企和外企交织的历史展现得淋漓尽致。作者是新闻出身，材料引用丰富，语言上纵横捭阖，在阅读的过程中让人觉得激情澎湃，有酣畅淋漓之感。而且从这三十年的历史里，可以看到中国的私营企业家在改革的大潮中起伏跌宕，在外商和国企中间艰难前行，从最初的个体经营到后来的资本运作，从经营实业到技术为先到营销和资本，明显感受到他们的变化，读起来也有一种历史感。读后我总是在感慨，中国的企业如此艰难，受政策影响如此巨大。企业家的聪明才智都被发挥到与政府官员左右逢源，在政策中突围，想尽办法明晰产权等方面，在一轮又一论的经济调控中艰难前行。但却没有发挥到提高技术，改善管理，增加企业日常经营上的盈利。看到企业家跌宕起伏的身世，我总是敬佩并叹息，内心的理想也时不时地被点燃。

      一连看了李开复的两本书，源于两周前跟爸在电话里吵了一架。他要求我要么好好准备考公务员要么去读研。而对于公务员，只是因为他要求才报的名；对于考研，觉得自己的水平还不足够申请上好的学校，并且认为还不是实现学术理想的时候，而他就是单纯要求我拿学位好找工作。

      大一的时候看过《做最好的自己》，留连书店的时候看到了李开复的新书，于是买下了《一网情深》慢慢读完，自己也曾有相似的困惑，也这样站在又一个十字路口犹豫何去何从。曾经的理想是否继续坚持，今后的路要怎样走，自己的规划怎样和父母沟通……想到和爸一起在锵锵三人行中看到李开复，我复印了书里的一些问答加上了批注并寄回了家，希望他们看到能理解支持我的选择：找一个我一直钟爱传媒行业的工作，是我主修专业涉及到的内容也是修第二专业的目的；等到继续学术理想的时机成熟再读研读博……还有别的一些梦想慢慢实现。打电话回家，只是妈接的电话，爸却始终不肯同我交谈。

     在网上看了李开复在上海交大的演讲，又买到了他的自传。读完后给我的最大感觉是他始终能够追随自己的心，工作选择了他也是他选择了工作。他也说过，在人生中划下一个个的点，最终才能练成一条线。无论是曲是直，但始终是自己的选择。选择始终是自己的，始终不能够依靠别人帮忙选择。已经告诉爸说，我要自己选择，他只要帮助和支持我已经很感激。

     一个朋友问我为什么开始看李开复了，并觉得他说得很扯。我只是觉得他说出了我隐隐觉得应该如此的原则，只是从来没有人这样说这样想是对的。一直以来总觉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作出的重大选择总免不了父母的左右。而这次要自己作出选择了。朋友说她要看我怎样做最好的自己，我也希望自己能够做到。

      有很深的江湖情怀。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

      我希望能以前者为职业，后者为情结。

      中大的校园很美，似乎是依山而建，远处校园建筑掩映在树丛中。可能因为是下雨天，车少人稀，雨声从四面八方传来，更觉得宁静。我们从小路向校园深处走，地势起伏，看不到太多人工的痕迹。走了很久才看到一家露天咖啡馆和一些路标。我们已不想再去建筑集中的区域了，沿着大路从另一个方向返回，看到一个小型的图书馆和汉语研究中心，只能从门外望望，橘黄的书架和桌椅散发着柔和的光，四下一片寂静，真是一个读书的好地方。

      从中大出来，我们决定去红勘转转。选择这个地方纯粹是因为许多演唱会都在红勘体育场开，而且国庆香港的文艺表演也在那里举行。没想到从地铁站出来雨越下越大，冒雨走了一圈又回到了地铁站。红勘的建筑比不上尖沙咀和中环高楼林立，但看上去多了些生活气息。从天桥上望见住宅区的老人们踽踽前行，店铺的门口站着避雨的人，住宅楼宇大陆的单元房没有太大差别，只是更破旧了些。在地铁站里的麦当劳吃东西，两三只麻雀飞了进来，寻找人们吃剩的薯条，面包屑。我把一小片薯条丢在不远处，它们一点都不怕人，上前争抢。

      到铜锣湾的时候已经是下午，雨也已经停了，上班族还没有下班，家庭主妇已经开始上街买菜，人声车声鼎沸。在菜市场，看到他们大多拉着一个金属的小车来装买下的东西，店主把熟食摆在门口招徕顾客，这里的大陆游客就少了很多，周围粤语声此起彼伏，完全听不懂的感觉还真是有趣。

      在国庆前，通关的人也挺多的。拿通行证的大陆旅客，拿返乡证的港澳人，拿护照的外国人。因为H1N1正肆虐，还要另填一张健康状况表。在通关的人群里，还看到一群小朋友，两人一组，由老师带队，大概是学校组织到大陆观光。我顿时想起了麦兜。

      过了关，买了八达通卡，坐上地铁直奔尖沙咀，地铁站的人聚拢了又散开。车上在播新闻和广告，粤语的新闻我只听懂了“波兰斯基……波兰斯基……”直到晚上看凤凰卫视才知道原来波兰斯基被逮捕了。车上的人各自做事，看报纸，发呆，坐在我旁边的人抱着台电脑看电影。人们的面孔不生动也不呆滞，大概是就是乘车的表情；服装不时尚但得体；脚步匆忙但秩序井然。

     出了地铁站，行人并不多，依然行色匆匆。对面就是重庆大厦，住进了重庆招待所，我想起了《重庆森林》。闲聊时得知，老板似乎是60年代从大陆去香港的；原来《重庆森林》就是在那里拍摄的；大厦里各色人等出没，似乎中国人住在低层，外国人住在高层。后来住到一个印度人开的captial gusethouse，在那里还冒充了一下翻译。

     台风带来的潮湿和雨水使人脚步更加匆忙，雨时大时小，行人时而在橱窗边避雨，时而撑伞继续前行。弥敦道两旁的高楼大厦与曾在电影电视里看到的一模一样。迫不及待地冒雨走上大街，闲逛到了香港艺术馆，零零散散地一些游客在观看“音乐·建筑”主题展的介绍。高高的天花板挂着主题展的图片，有点昏暗的室内，一束移动的灯光打在故宫模型上，旁边的字幕缓缓地显示宫殿的历史。不知不觉又走到海港城，虽然下着大雨，扫货的人依然很多。透过玻璃门只看到茫茫雨幕，几分钟后，云消雨霁，原来眼前就是海面和一艘停泊的客船，远处就是港岛，高楼大厦清晰可见。

      到新世界中心后，爸意识到他之前关于购物的种种设想完全落空了，橱窗的商品价钱高得令人咋舌。当看惯了HK$1000以上的东西后，才明白原来1000到1500的东西只是大陆的500到1000的档次。手表店的橱窗价格10万以上已是正常。所以后来在海港城，我们变成了看别人购物的观光客而非扫货者：拖着行李箱购物已是平常，反而见不到拎着大包小包的人；我听到一位小姐对着电话问另一头“战果如何？”；导购小姐热情地不知讲着什么地迎上来，而周围听到的是流利的国语在谈论。